鄒容
吳玉章所寫《紀念鄒容烈士》七律詩曰:“少年壯志掃胡塵,叱吒風雲《革命軍》。號角一聲驚睡夢,英雄四起挽沉淪。剪刀除辮人稱快,鐵檻捐軀世不平。風雨巴山遺恨遠,至今人念大將軍。”
鄒容(1885年—1905年),別名紹陶、桂文,是中國近代著名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。光緒二十九年(1903年),因為以“革命軍中馬前卒”寫成《革命軍》,而在上海英租界入獄,光緒三十一年(1905年)4月3日死於上海獄中。辛亥革命成功以後,孫中山追贈鄒容為“陸軍大將軍”榮銜,崇祀宗烈祠。
人物生平
少年時期
鄒容生於 重慶府 巴縣(今重慶市 渝中區)一個商業 資本家家庭,祖籍 湖北 麻城。 光緒十七年(1891年),鄒容隨大哥藴丹入 私塾發矇。十一二歲的時候,他就已熟讀 四書五經,能誦讀《 史記》、《 漢書》等史學名著。此時,正當 維新運動高漲之時,鄒容逐漸接觸到以推介“ 新學”、“ 西學”為主的書刊。他於是開始接受另一種 啟蒙教育,並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發了蔑視封建文化、 科舉制度的感性認識,覺察到 清朝統治的腐敗,對中國面臨的遭受 帝國主義 瓜分中國狂潮的險境也深感憂慮。這樣,鄒容的思想和志趣, 就完全和父親的期待相左,新舊衝突,很快就在父子之間爆發。其父要他 科舉高中,他卻討厭經學的陳腐,鄙棄 八股功名,喜讀《 天演論》、《 時務報》等新學書刊,心向維新變革的新思潮。
光緒二十三年(1897年),鄒容滿12歲,奉父命偕大哥應 巴縣 童子試。剛進頭場,就因為試題很生僻,他當即同主考官頂撞起來,於是憤而罷考離去。回到家裏,他遭到了父親的責打。但鄒容並不服氣,倔強地向父親申辯説:“臭八股兒不願學,滿場兒不願入。衰世功名,得之又有何用?” 事後,其父鄒子璠雖迫令兒子進入重慶 經學書院繼續接受 儒學經典的教育,但鄒容仍不就範,在書院“指天畫地,非堯舜,薄周孔,無所避”。 “攻擊 程朱及 清儒學説,尤體無完膚”。 因此,被書院開除。
光緒二十四年(1898年),戊戌變法失敗,當得知 譚嗣同等六君子變法遇難的消息,他悲憤不已,作詩曰:“赫赫譚君故,湘湖士氣衰。惟冀後來者,繼起志勿灰。” 以表達了他的惋惜與變革志向。這時,鄒容還算不上成年人。後入重慶經學院讀書,仍關心國家大事,立志救國救民,常侃侃議論政事,以致被除名。
東渡求學
光緒二十七年(1901), 四川省首次選派學生赴日留學,在 成都舉辦考試。鄒容要求前往應考。鄒子璠感到無法使兒子流連在科舉的道路上,於是允諾他去一試,其目的在於讓他留學回來獲得朝廷賜予舉人、進士的功名,仍舊躋入官場。因為,清朝業已下詔“ 變法”,盛傳已有授予留學生功名官職的措施。是年六月,鄒容冒着盛暑從 重慶步行到成都參加考試。試後獲錄取,由主持此次考試的候補知府李立元領着晉見 四川總督 奎俊。奎俊“勉勵數語,旋命歸渝治行裝,於八月中旬同往 日本”。 可是,就在臨行之前,鄒容被某些頑固分子誣為“聰穎而不端謹”,予以除名。 但鄒容毫不氣餒,懷着渴望擺脱傳統桎梏,探索新知的心情,在父親面前犯顏力爭,要求自費留日。當年深秋,他從親戚處借得路費,乘船發自重慶,穿過 三峽,順流東下,到達 上海。不久,進入 江南製造局附設的 廣方言館補習日語。鄒子璠旋經親戚勸説,答應支付留日費用。
光緒二十八年(1902年)春,他衝破重重阻力,自費東渡日本,進入東京同文書院。 到日本之後,鄒容刻苦讀書,他閲讀了大量的西方 資產階級啟蒙著作,曾“自比法國 盧梭”,同時他還廣泛的參加留日學生的各種活動,每到集會必參加演講。在日本,鄒容大量接觸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與文化,革命傾向日趨顯露,並結識了一些革命志士,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愛國活動。他剛毅勇為,常爭先講演,陳述己見,其辭犀利悲壯,為公認的革命分子。當時清政府派駐日本的留日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道德敗壞,勾引留日學生監督錢某的小老婆。鄒容等幾個留學生拿着剪刀闖進姚文甫的住所,一見面先打了他幾個耳光,鄒容又把他的辮子剪了。事後,姚文甫向清政府駐日公使 蔡鈞控告鄒容。鄒容的狂放悖逆行為引起了清廷的極大震怒,在清廷和日本方面的雙重壓力下,鄒容被迫離日回國。
革命活動
光緒二十九年(1903年)三月,傳聞廣西巡撫 王之春將借法兵平定該省會黨起事,東京留日學生即致電愛國學社及 中國教育會,盼相互響應,亟起抵制。二十八日(4月25日),上海愛國人士在 張園開“拒法”大會。不旋踵,又傳來 俄國違約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協議,妄圖獨佔 東三省權利的消息。上海人士又於四月初一日(4月27日)會於張園,通電“拒俄”。在狂飆乍起的 拒俄運動中,鄒容積極參與張園集會和 拒俄義勇隊的操練。四月二十八日(5月24日),中國教育會在張園開四月月會,鄒容作《論改革中國現時大勢》的演 説,愛國熱望,意切情深。同時,他還提出組織“中國學生同盟會”的倡議,號召全國學生結成大團體。鄒容迫切地期望新興的、最有覺悟的知識分子,乘時振作,肩負起反清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。正是在這種愛國激情驅使下,鄒容寫完了《 革命軍》一書,署名“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”,持請 章太炎修改。章看過後,擊節讚賞,認為正是這樣直率豪放、通俗的文字,能夠發揮廣泛的宣傳作用,因而不作任何修飾,提筆書寫一篇序文,稱許《革命軍》是“義師先聲”。隨即由 柳亞子等籌集印刷費用,交大同書局排印,於五月初出版發行。
鄒容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“ 天賦人權”、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為指導思想,闡述了反對封建專制、進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,指出了“革命”乃對上下古今、宗教、道德、政治、學術,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惡、存美去醜、存良善而除腐敗的過程,故讚美曰:“巍巍哉!革命也。皇皇哉!革命也。”他還從清王朝官制的腐敗、刑審、官吏的貪酷,對知識分子、對農民、對海外華工、對商人、對士兵的政策及對外的一系列政策,揭露了清政府對國人的壓迫,分析了革命爆發的必然性。明確宣佈革命獨立之大義在於:“永脱滿洲之羈絆,盡復所失之權利,而介於地球強國之間”,“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”,“保我獨立之大權”,即推翻封建專制王朝,建立“中華共和國”!
入獄犧牲
正當《革命軍》問世之際,《 蘇報》因 章士釗接充主筆,於五月初六日(6月1日)宣佈“大改良”,言論更趨向激進,“排滿”、“仇滿”的文詞,連篇迭出。初六日刊登《康有為》一文,痛斥康有為力倡保皇、抵拒革命的言行。十四日(9日),刊登《讀〈革命軍〉》,將該書譽為“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”;又在“新書介紹”欄評論説,《革命軍》“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,光復中國,筆極犀利,文極沉痛。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,中國當興也勃焉”。閏五月初五日(6月29日)以《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》為題摘登章太炎《駁康有為書》,指斥“載湉小丑,未辨菽麥”,對康有為的 保皇謬論痛加批駁。《蘇報》迅即成為舉國矚目,獨步一時的革命報刊。閏五月初五日、初六日,《蘇報》館帳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 陳範的兒子陳仲彝、辦事員錢寶仁等被捕。初七日(7月1日),鄒容自投捕房,以與章太炎共患難。 蔡元培事前離滬赴 青島, 陳範、 黃宗仰、 吳稚暉等避匿,旋出國遠走。隨後,領事團徇上海道的請求,於十三日將《蘇報》封閉。
鄒容自入獄起,即抱定為革命犧牲的決心。他同章太炎在獄中賦詩明志,互相砥礪。閏五月二十八日,章吟《 獄中贈鄒容》一首:“鄒容吾小弟,被髮下瀛洲。快剪刀除辮,幹牛肉作餱。英雄一入獄,天地亦悲秋。臨命宜摻手,乾坤只兩頭。”鄒容即賦《 獄中答西狩》相唱和:“我兄章枚叔,憂國心如焚。並世無知己,吾生苦不文。一朝淪地獄,何日掃妖氛!昨夜夢和爾,同興革命軍。”充分表現了革命者臨危不懼,勇於獻身,對前途充滿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氣概。
不幸的是,鄒容距出獄只有兩個多月,即被折磨致病,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(1905年4月3日)在獄中逝世,年僅20歲。噩耗傳出,中國教育會立即為他開追悼會。遺骸由革命志士 劉三(季平)冒險運出,安葬於上海華涇鄉。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,經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批示:鄒容“照陸軍大將軍陣亡例賜卹”。
鄒容的一生雖短暫,但他用《革命軍》將“革命”的思想灑向人間,向腐朽的專制政府發出了強有力的戰鬥檄文,他的一生是不畏艱險、勇於犧牲的一生。
魯迅亦指出:“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,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,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,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什麼大關係。倘説影響,則別的千言萬語,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‘革命軍馬前卒鄒容’所做的《革命軍》”。
吳玉章所寫《紀念鄒容烈士》七律詩曰:“少年壯志掃胡塵,叱吒風雲《革命軍》。號角一聲驚睡夢,英雄四起挽沉淪。剪刀除辮人稱快,鐵檻捐軀世不平。風雨巴山遺恨遠,至今人念大將軍。”